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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如烟海
2018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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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风雨下的潭门港:在南中国海打鱼

风雨下的潭门港:在南中国海打鱼 2011-02-26 23: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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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2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王恺


潭门是海南岛距离西沙和南沙最近的港口之一,距离偏远的南沙不过500多公里,熟悉海路的船长,驾驶着20多吨的小帆船,只需要两天两夜就能够到达南沙的岛屿和礁石。因为地理优势,潭门渔民很早就不在近海捕鱼,而是选择了在西沙、南沙为渔场。他们的经历,是南海现实的一种写照。

  主笔◎王恺 摄影◎张雷

接连几天的阴雨,让琼海市的潭门镇沉浸在水气中,港口就像睡起了午觉──75岁的经验丰富的船长苏承芬看看天上的云,告诉我们,至少还得3天才能行船出海。

离港口最近的海面,卷起了两三米高的暗绿色海浪,而远处在我们目力之外的西沙和南沙,据老船长说是七八米高的浪头,潭门镇两三百吨的捕鱼船,去那里没有回旋余地。

潭门在中国的渔港中显然是特例,他们很早就不在近海捕鱼,而是选择了下南洋之路。几个世纪前,潭门渔民就靠帆船漂流出海,驾着只有今天渔船1/10大小的小船,闯荡西沙和南沙。因为捕鲜鱼获益不大,索性下南洋,将珍稀海产晒干出售。渔港小铺里,爱喝红茶和咖啡的人们,延续了那个年代的习惯。

这种不在近海捕捞的习惯一直到1955年才终止。由于国内的政治局势,南海捕捞一直在1985年后才开放,不过,此时潭门村的渔民再次前往南海诸岛的时候才发现,不少岛屿都已经有了各国驻军。从此,捕鱼不再是单纯的技术话,风险除了台风,还多了如何避免各国部队的侵扰。

潭门渔民们最让人佩服的,是他们坦然地接受了这种命运。在渔民们看来,打鱼就是一种生计,苦难和风险,不过是这种生计的组成部分而已。

  寻找“更路簿”

发达的渔民后代们搬到镇里,沿海盖起了两层小楼,可是老渔民还不肯放弃不知道修建于何年月的老屋子。 90岁的老渔民王诗好就坐在自家门槛上,脚掌扁平,脚指头张开,简直像蟹足。陪同我去的村里人解释,老渔民驾驶帆船,手脚并用是习惯,多年下来就成这样了。

没想到,王诗好写得一手好字,手抄本“更路簿”上面的字迹清晰有劲道,是他82岁时抄写的。在海图传到这里前,潭门的渔民们始终靠代代抄写的“更路簿”航行,所谓“更”,是指角度,360度的方位被划分为24更,而“路”则是里程,从西沙某礁石到南沙某礁石,怎么行走,全靠这文字记载。这还不是“更路簿”的全部,粗粗翻阅,里面记载着某片海域的岛屿和礁石的形状、大小,还有每个月份的水流速度和流向,是此地渔民独具的航海小百科。

很难想像潭门的渔民多年以来就靠这个航海,可是确实如此。在镇渔业协会的办公室里,会长麦邦奋告诉我,1940年,潭门有了第一张航海地图,是他父亲在新加坡买的“英国绘制的航海图”。

可是,航海图并没有取代“更路簿”,王诗好告诉我们,凭借他家祖传的那本小簿子和罗盘,他当了30多年的水手,其中20多年是船长。 “不仅是西沙到南沙,整个海南岛周围的海面我都去过,包括琼州海峡。里面几月份水流是什么样,有多少暗沙,全知道,而且都加在我的簿子里面了。”也就是说,“更路簿”没有定本,每家渔民都可以把自己的经验再添加到其中,最后形成了潭门渔民的航海经。一直到航海地图传入多年后,许多船长还是靠“更路簿”外加罗盘航海。

苏承芬是整个潭门镇公认的好船长。 “看'更路簿'和海图,看罗盘,包括能辨别方向,是当好船长的三个必须条件。”13岁就上船的苏承芬20岁就当上船长,当年之所以能成为潭门人公认的好船长,在1985年派遣他带领4艘渔船去南沙“探途”,就因为海路辨别得清楚,从潭门到西沙群岛,再从西沙到南沙群岛,对暗礁、风向、流速,包括风暴何时来临都有自己的判断。潭门至南沙,最短的航线也要50小时左右,还要看航速。

在潭门,包括没怎么上过学的船长,抄起“更路簿”来,人人都认真。苏承芬这本,比起王诗好那本抄于2002年的本子更古老,具体抄写的年份不记得了,不过本子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产的,发黄的纸面,还记载了历次分配收入情况──1980年,一次航海就收入过千。他笑着说:“拿命换回来的。”

渔民也没想到“更路簿”还是文物,都是抄完新的,把老的扔了。当琼海市档案部门开始搜集解放前的“更路簿”的时候,都没收藏到。目前只有广东省博物馆有若干本解放前的老“更路簿”,研究者证实,最早的“更路簿”传自明代。

即便是今天,潭门的土地贫瘠也是一望而知的,每户人家的土地只有两分,航海成为唯一的选择。苏承芬说自己1948年上船,当时的目的地,就是南洋。 “行船海上,最大的收获就是海参和公螺,我们也叫马蹄螺的,在船上或者礁盘上晒干,运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然后换煤油、布和轮胎回来。”捕鱼是不赚钱的,再好的鱼,也都自己吃了,那是那个年代的经济选择。潭门也有不少人去了南洋定居,麦邦奋的爸爸到了新加坡后,就没有回国。

在卫星导航系统、航海地图和天气预报体系已经整体安装上渔船的时候,“更路簿”就只能放置起来。不过潭门人还有一项引以为荣的绝技延续下来:潜水捕捞。麦邦奋有点自豪地提及这一点:“广东沿海也有下南沙捕捞的,不过他们是垂钓;更多的人是网捕,只有我们潭门人,潜水潜了几百年,早年只有两片玻璃做潜水镜,那时候能潜15米,现在有了氧气瓶,可以潜30米。”

上了渔民的大船,潭门的大渔船是200吨左右的,因为潜水捕捞的方式,所以大船上至少装载了五六只小艇。到了西沙和南沙,大船放下小艇,小艇再放下潜水的船员。在船上看不到渔网,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捕捞方式。

时间流逝,潭门渔民的打鱼方式没有改变,捕捞的海产品倒是有了巨大变化:“过去看见鱼虾是不抓的,因为不值钱,主要是捞海参和贝类。现在不行了,没那么多海参,开始捕捞苏眉和龙虾,包括红头鱼。野生的值钱,两斤上下的苏眉,在三亚能卖到1000多元。”有趣的是,在香港售价很高的石斑鱼反而价钱一般, “因为养殖的越来越多,我们捕捞的卖不出价钱”。

在渔船上看见了全套潜水装备,脚蹼、护目镜和长长的气管,一应俱全。不过,潭门渔民和专业潜水队员比起来,还是有缺陷,他们的保护意识差了很多。麦邦奋说:每次出海,总有人为了捞一条鱼,或者一只龙虾,一下子深潜到了40米,超越了潜水极限。压力过大,潜水病就成为这里的常见病。 “每年总有四五起渔民死亡事件,或者被外国军队枪杀,或者是因为潜水过深而死亡。”潭门的渔民总数也就4000人左右,因为台风等恶劣天气而死亡的人还不包括在内,渔民的死亡率非常高。

我们由浪漫的想像被拉回了现实,在南海打鱼,究竟有哪些风险?

  中断30年的探途之旅

符明喜大概是整个潭门唯一会晕船的渔民了。他说他每次出海都晕船,18岁上船,到了22岁还没有克服,“吐得死去活来”。后来索性上岸,开了家渔民的工具店。而他说,离开海洋的另一个原因,是太不安全,他没有经历过1955年之前在南沙自由自在捕鱼的状态,第一次出海,是1997年,刚到南沙,就遇见了越南守礁盘的部队索取贿赂,“用小镜子反射阳光,一闪一闪,我们明白意思了,靠拢过去送了烟酒,被允许在那礁盘打两天的鱼”。

更多的不安全,包括对渔民射击,被抓进监狱、被殴打、被抢劫,在潭门镇的渔民中,这不是新鲜事,甚至是他们必须应对的生存现实。

而这些风险,对于参加1985年的“南海探途”的那些老渔民来说,闻所未闻,在他们心目中,南沙就是他们从小闯荡的自由王国。苏承芬说:“唯一的问题就是台风,我本来以为,只有台风才会要人的命。”他说他最惨痛的经历,是一次船漏了,在海面上和台风搏斗了三天三夜,用衣服包沙子堵在漏洞里,最终停在西沙的一个小岛上,才保住了自己的命。

1955年,国内政治局势紧张使南沙捕捞陡然中断,西沙捕捞还被允许,可是南沙是禁地。苏承芬说,那是不太平的年代,甚至西沙也常有风云变幻。 “我们80多人就被抓去3天。”老苏记不清楚具体年份,“我们被抓到蚬港,没受虐待。大家都传说,是毛主席命令越南人,不能让我们受一点委屈,胖一斤瘦一斤都不行。可是回来的路上遇见台风,结果,硬是走了13天才回到家里。”还是瘦了不少。当年的西沙工委也控制渔民随意作业,遇见渔民远航,一定要阻止。

相比起西沙,南沙则更是未知之地。 “到了1980年,事情有了转机,经济放开了,西沙的鱼我们打捞得差不多了,想找新的渔场,潭门人都想到了南沙。加上去过南沙的老船长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潭门人重新开发南沙渔场,1985年,叫我带队,去南沙探途,目的就是把航线和渔场重新挖掘出来。”

苏承芬说得轻巧,可是,南沙的恢复渔船作业真的这么简单? 79岁的许书林,是潭门镇的一位老公社干部,也是1984年去北京向农牧渔业部汇报恢复南沙渔场作业的人,老人满口银牙,身体非常好。他向我解释,事情还真简单:“多年不允许我们去南沙渔场作业,1984年,因为西沙资源少了很多,我们开始向上面写信,包括给广东省的农牧渔业局,过了几个月,他们带着我和琼海县的一位干部上北京反映情况。到部里,干部们告诉我,农牧渔业部从来没有禁止过我们去南沙。”

“一共下拨了80万元的经费给广东农牧渔业局,结果给我们一半,被广东台山拿去一半。”许书林对于1985年初的航海探途印象清晰,费用主要用于船行所需的柴油,包括对讲机等装备。

一直到今天,去南沙捕捞还是奉行严格的登记制度,要先到渔业协会开单,然后去边防检查站记录在案,路过西沙的时候,还需要在西沙工委再盖个章,这是为了安全。

而参加1985年探途的苏承芬记得,当年的安全措施更是严格:“每个上船的渔民都要审查出身,每条大船要带着对讲机,每隔一小时,就要汇报一次。”因为当时的西沙工委,包括国家各部委,对南沙的真实情况都不了解,渔民的“探途之旅”名副其实。苏承芬的大船走在最前面,一共4条大船组成船队,因为他航海技术最好。 “从西沙的浪花礁出发,走了两天两夜,到了南沙的奈罗谷礁。”100多人的队员中,包括老苏在内,只有4人去过南沙,4人的共同感慨是,今昔两重天。

南沙岛屿中,最大的太平岛现在被国民党士兵占领。麦邦奋说,这个潭门人很清楚,1945年,国民党军队上岛时,不少潭门渔民都在场。 “当时的军舰叫'伏波号'。岛上情况很恶劣,我们还种了几棵椰子树。”

当年除了太平岛有驻军,其他岛屿都是空白,可是1985年,他们统计下来,越南军队占据了20多个岛屿,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也各自占领了几个,而我方尚未占据一个。苏承芬说,南海的探途中,遇见了大量携带着枪支的菲律宾小渔船,也遇到了越南几千吨的军舰载着士兵换防,还碰到了马来西亚的石油探测船。最危险的一次,还有菲律宾渔船对我们开火。苏承芬还记得:“幸亏是晚上,我们赶紧把灯灭掉,摸黑开出礁盘外,那就是靠船长的经验了。”

尽管危险重重,可是,那次收获也出乎意料,时隔近30年,苏承芬还记得:“捞起来的全部是海参,一堆堆的,又肥又厚。菲律宾人和越南人都是靠网捕,技术不如我们。这些海参在海底过了30年的安静日子。”边说边露出满口的白牙,也许是因为皮肤黑,牙齿更显得白。

  伴随着危险的生计

因为不能出海,多数潭门船员们都闷坐在镇上的小饭馆里喝酒聊天。坐在边上,听他们谈论柴油涨价,鱼越来越少,还有谁家盖新楼了,一片轻松话题。好奇地追问,谁给越南士兵占领的岛屿上送过礼,俗话叫“拜山”?结果一片笑声,几乎所有船老板都去越南和菲律宾占领的岛屿上“拜过山”。

丁之平也是参加过1985年“探途之旅”的船员,他说,25年过去了,他拜过的“山头”不下几百个。 “规矩是这样的,到了南沙,往往岛屿或者礁石附近的海面收获更大,肯定要靠,可是一靠近,对方军队就有反应了,远远地,你就得把国旗降下来,挂上白衬衫之类的。船头和船尾各站一个人挥手,岛上的各国军队得明白你没有恶意。”到了岛上,给士兵和军官们一点礼品,他会同意你在附近的海面打捞两三天,没有一定之规。

“从前送的只是烟酒,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去的时候还很简单。有的礁盘上什至没有房子,只搭了个棚子当堡垒,有时还请进去坐坐,算客气。可是到了90年代后期,鱼越来越少,我们越靠越近,他们的要求也就水涨船高了:先是一二百元人民币,后来是金子,一个金戒指,打捞3天。如果能捞到一条苏眉,那也划算,不过这属于偶然性。我们现在都说,苏眉也不值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不能保证每天捞到,捞到完全是意外之财,意外之财值钱吗?”

丁之平有自己的船,所以,要对船员的安全负责,包括遇见事故时的赔偿。 “如果总能顺利拜山就好了,问题是,一拨换防了,谁也不知道下一拨是什么想法。”他说,2002年,他带着船员去南沙火艾礁附近捕捞,不知从哪座礁石上飞来了子弹。 “我们那个船老大一下子从船桅上掉下来了,我以为他受伤了,冲过去一看舒了口气,是他自己跳下来的。结果这口气没完,另一个船员被打中了,子弹从肩膀这里进去,从脖子后面出来,当时就躺倒了。”吓坏了的丁之平说他一边开船逃走,一边用卫星电话联系潭门的渔业协会。

麦邦奋还记得,那天丁之平的声音在电话里发抖。 “其实船长胆子都大,可是碰到这种要命的事情还是害怕的。当时我就问,能不能冲到西沙永兴岛?到了那里,有我们部队医院,治疗了再说。”到了西沙简单治疗后,麦邦奋联系好的南海救助队的直升机已经在那里了,把受伤船员接往陵水机场,直接送往陆地医院抢救。

这名船员后来抢救了过来,却落下终生残疾。丁之平赔偿了20多万元,此次航行以亏本告终。这笔费用中还不包括出动直升机、部队医院抢救的费用。麦邦奋说:部队和南海救助队都属于义务帮助,出动直升机,一次费用就需要8万元,不是船主能负担的,所以必须要靠潭门渔业协会的协调。 “我们非常慎重,只有人命关天的大事情,才会请求帮助。”

  也许是风浪经多了。丁之平说到这些风波,一如既往的满面笑容:“都是生计,没办法,我除了开船也不会别的。”

还有一次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在他自己身上。 “船开久了,很能判明各国军队的风格,比如越南人比较贪;菲律宾人比较狠,常常军舰就出来了,我们渔船的速度比不上他们的速度,常有被抓上岸,投进监狱的事情。不过最可恨的是马来西亚军队,我们一靠近,他们就开着军舰围堵过来,抓住我们就打,一群人打一个,说什么我们听不懂。后来有一次,有个说广东白话的翻译在船上,他向我解释,他们是害怕中国人有功夫,会反抗,所以一上来就打。”

就是那次,因为被几个马来西亚士兵围着打,丁之平说他从十几米高的船上跳下了海里,没多久又被捞上来了,“他们把我们的船拴在军舰后面,往他们海岸线开,心里真害怕,走了两小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绳子断了,我们赶紧往回开船,他们也没追”。

海上的风波险恶,丁之平了解甚深,可是这没能阻止他前往南沙。 “南沙的渔场是最好的,我们在那里一次,至少能赚上几万块。西沙相比之下就贫瘠多了。”而船长的天职,在他看来,就是寻找最好的渔场。

  一个渔民与变幻的国际风云

陈则波看上去比丁之平还要轻松,边说边笑,他是饭馆里唯一进过菲律宾监狱的人。 “是1995年3月的事情,南沙海面的外国船很多,那天开过两艘菲律宾渔船。我们虽然害怕军队,但说句实在话,各国的渔民之间相处非常好。越南和菲律宾的渔船都比中国船小,他们渔民也明显比我们穷困,我们还经常周济他们,常给他们一些粮食、酒,包括铁锯条什么的,有时候他们也给我们一些大海龟、淡水。大海上飘着,大家都是同样的活路,我12岁上船,今年43岁,和外国渔民没有过矛盾。”

他说,那天两艘菲律宾船靠近,开始还以为是渔民过来要东西,可是没想到,靠近的船上面挂着国旗,是军警船,旁边的一艘大舰上,更是有机关枪炮,结果中国的几艘渔船被裹挟进了菲律宾的巴拉望岛,随后到了马尼拉港。港口一堆记者,因为对方声称中国渔民越界,所以被抓进菲监狱准备判刑。 “我们语言不通,那些记者问来问去也问不出什么,拖了若干天后,终于被投进了监狱。”

“中国大使馆的人很快来了,帮我们请华侨照顾我们,尤其是饮食,菲律宾监狱里吃饭是一人一盘,没有刀叉和筷子,也让我们用手抓,我们哪里吃得惯?还是华侨好,捐款的、帮忙的都有。关了3个月才被放回来。”中间还经过了开庭审判,想让渔民承认非法入境,可是陈则波说:“我们最基本的觉悟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南沙打鱼,不存在什么非法入境的问题。”

事实上,凡是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南海的潭门渔民就能感受到:军舰多了,风险也增加了不少。

麦邦奋说,虽然害怕,但是潭门的渔民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接受一种观念,就是渔民去南沙出海捕鱼,是最廉价的、最基本的保护祖国海域的办法。政府也是在90年代开始给予渔民补贴,每艘船按照出海时间和马力大小,补助一定的费用,包括柴油费和出海费,算总账,基本能占到总成本的1/4。

这种做法,南海上的各国渔船都在奉行。以越南为最盛,越南渔船出海,全部柴油费用都由国家补贴,渔民的孩子上学看病完全免费,近几年,越南的渔船越来越多。

陈则波说自己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可是普通话比起很多人要好。旁边的丁之平解释:“那是你和我们军队的交道打得多。”

陈则波说他会按时上我军驻守南沙的8个小岛。 “偶然的机会大家熟悉起来,我上岛礁去讨淡水和药品,送他们鱼感谢,一来二去就熟悉了。结果每次我路过都上去,到过永暑礁,那座礁石之所以出名,是因为那里本来不能住人,是我们的军队运上去水泥,硬是造出一个人工岛来,在礁上还吃过蔬菜,是解放军用补给船上运来的土堆了个小菜园,成了人工菜圃。”

陈则波最自豪的,是陪着中央民族大学来南沙考古的教授王恒杰,上南沙去过各国占领的许多岛,他还去过曾母暗沙。这是连苏承芬这种老船长都没有去过的地方,“那是一片灰绿色的海面,现在靠经纬度很清晰就能分辨,沙在水面下。有时候去那里,我们会拿出酒来祭天,也祭那里的曾母娘娘,她是南海的守护神”。

麦邦奋告诉我,去过曾母暗沙的渔民不多,因为遥远,而且礁石多,比较危险。 “老祖宗把疆界定在那里,为什么在那里,我们也不明白,但就是那里了。”对于祖国的疆界,一般渔民有着天然开朗的心态。

在渔业协会看到的地图上显示,目前南沙的岛屿和礁石中,越南占据22个,菲律宾占据9个,马来西亚占据5个,中国驻扎的有8个。

  潭门镇的分配结构

渔民一般的生活,绝对不像想像中浪漫。陈则波有两艘船,一艘有300吨,算是大船了,可是船舱要分配出淡水舱和鱼舱的空间,上去看,发现船员们的船舱小得可怜。 “在船上谁都不管谁,横七竖八睡下来了。到了船上,男人不穿衣服,随便得很。”因为苦,也因为船上都是男人不太方便,所以潭门的女人至今不上船,她们在岸上等着自己的家人回来,恍如几百年前的场景。

  出海周期一般是一个月。 “现在鱼越来越少,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才能挣回成本。国家补贴不多,不过要是不算补贴,往往柴油费就抵消了出海的收入。”陈则波和麦邦奋详细地给我算账,一艘渔船出海一次的航海收入大约有10万元左右,船员分六成,船主拿四成,这样一来,船主的收入刨去成本还真不算高。陈则波说他也觉得没意思,可是潭门人除了捕鱼,还真没有其他一技之长。他说:“我们就像农民,除了种地不会干别的,海就是我们的土地。”

甚至连卖鱼的活,都被一些外来船主垄断,“他们不会潜水,只管跟着我们出海,我们捕到了鱼他们立刻收购,然后去卖。80年代是卖到香港,那时候石斑、苏眉都值钱,现在是卖到三亚。”三亚富裕了,多贵重的鱼都卖得出手。

所以船主最期待的,是国家补贴增加,“那样才有钱赚”。

  船主和船员的关系并不固定。麦邦奋解释:“他们像是合作关系,所以最后的收获也分成。”船主要想收获多,一定要找到好船员,可是好的船员除了分红,还需要一定的定金,有时候还需要船主额外负担一些费用。现在船员中有很多外地人,风险也大了些,麦邦奋说:“我们协会这两年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是法律问题,船员出了事,怎么赔偿?双方没有合同,最后基本上都是靠我们一一说服的。”

赔偿非常低,一个船员因为台风死亡,可能船主只赔偿几十万元,麦邦奋经常被别人骂,说他只保护船主。 “其实我不是在保护船主,而是保护渔业。你想想,台风死亡事件里面,往往船主的船也没救了,船主赔偿完常常倾家荡产。”潭门有不少船主后来放弃了船,开始给别人打工,因为那倒旱涝保收。

正说着,船上有卫星电话打到了渔民协会,麦邦奋接到两个不好的消息。一是一艘船因为台风无法回来,只能停靠西沙,结果船上的几十吨红头鱼,这种在海南本地能卖到60元一斤的鲜鱼全部死亡,亏损几万元。另一个是,某船员下潜过深,得了潜水病,血管被堵塞,需要麦邦奋联系西沙的医院抢救,包括到琼海上岸后的抢救工作。 “我68岁了,一身病,还在干这个活,一个月工资才1000元,所以我常说,乜官都有人抢,就是这个会长的位置没有人要。”麦邦奋感叹说。

68岁的麦邦奋确实是个人才,1.80米的身高,站起来像个黑塔,说起道理来,头头是道。他的另一项日常工作是维护和军队、南海救助队以及海南各大医院的关系。 “为什么要一次次帮助我们?不嫌渔民麻烦?不靠利益关系,有时候真得只能靠沟通。”船主、政府、船员各方利益,需要靠协会来平衡,不能偏废一方。他说:“协会的存在就是靠他们,每条船每年要出1000元,协会的费用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当然得让他们看见我们存在的价值。”

潭门本没有渔业协会,90年代不断发生的各国抓捕中国渔民事件催生了此协会。作为首任会长,要对付的是各种谈判。 “渔业补贴就是我争取来的,每次中央或者省委有领导下来,我就争着去发言,主题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渔业是保护祖国海域的最廉价最有效的办法。”渔业还不能过于兴旺,“潭门现在有4000个渔民,可是就这点渔业已经让南沙快被捕捞干净了,现在的渔船,出海回来收入越来越低”。

在潭门镇的商店闲逛,经常看见柜台里有明清的瓷器出售,这是明的;暗的则是国家禁止捕捞的海龟等保护动物也在贩卖。麦邦奋说:“海龟越来越热门,很多有钱人买了挂在家里,说是可以镇邪消灾,亏本的船总在为自己寻找新的收入来源。”

苏承芬说:“最高兴的,是自己一辈子平平淡淡活过来了,自古行船半条命。活着就很了不起了。”他这辈子,在普通人眼中还真是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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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下的潭门港:在南中国海打鱼 2014-04-15 11:5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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