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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如烟海
2018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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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在南沙群岛经济开发中注重利用人文资源

在南沙群岛经济开发中注重利用人文资源 2005-11-22 19:43 #1

  • chen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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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国中国在南沙海域拥有最丰富的人文资源,但目前为止尚未很好地利用开发之,这是南沙群岛经济开发中的一个失衡现象。”——李国强

  “越南军方在南沙组织旅游给中国敲响了警钟。在南沙的各种资源中,包括旅游资源在内的人文资源相对而言常常被人们忽略,这次,越南走在了中国前面!”中国南海问题著名历史学家、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研究员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专访时,开宗明义地这样说道。

  中国对人文资源重视不够

  3月24日,越南媒体引述一名官员的话说,越南军队相关旅行社预定4月中旬在南沙群岛开展旅游活动。据报道,将有100个左右越南人前往该国设在南沙的军事前哨战参观,“如果顺利的话,今后外国游客也能到南沙去观光。”

  针对上述消息,李国强向《国际先驱导报》指出,越南此举是对中国神圣领土的侵犯。主要目的是所谓“宣示主权”,同时是对南沙进行单方面的经济开发。

  2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表示中方以就此事向越方提出了严正交涉。当记者问到李国强中方还可以有什么应对之策时,他首先给予外交管道的努力以积极的肯定,并指出,越南行为也给我国提了个醒,“对南沙的主权之争,争夺焦点就是在资源上。一直以来,中国政府、企业界乃至媒体都关注到了南沙的矿产、渔业资源,但人文资源似乎还游离在人们的视线边缘。”

  越南组织旅游实际上就是在发掘利用人文资源,与它开发南沙的油气渔业资源一样,都是对中国海洋权益的侵犯。不过,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其他资源开发还存在一定差异性。

  李国强认为,油气渔业资源开发多属于公司行为,广泛性受到一定的限制,而组织旅游具开放性,使广大民众参与到活动中来,波及面比较广。“越南试图通过旅游,让观光者直观深刻地领略到自然风光的美丽,以此强化人们的占有欲。”

  越南开发旅游领先于中国

  李国强还注意到,早在2003年10月1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就曾批评越南在研究南沙旅游的可能性,李国强认为,越南很可能在此之前就已经在进行相关的调研,赶在了中国前面。

  在今年1月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海南省委员的集体提案中有一份是关于西沙旅游开发的。提案指出,西沙群岛地形地貌千奇百怪,各类热带鱼类穿梭于绚丽多彩的珊瑚礁之间,具有很高的观赏和旅游开发价值,建议我国应该把开发西沙旅游作为南海开发的切入点,带动南海全面开发。

  当记者谈及此事,李国强表示对该提案的赞同。并介绍说,国务院和有关单位已组织有关人员到西沙进行了实地考察论证,现在中国在南沙海域已经有了定期的船运航班,也开发了从海南三亚到西沙的旅游,“但是这些都是比较初级的,旅游开发还远远不够。”

  李国强进一步指出,热带的优美独特的自然景观是旅游开发的物质基础之一,不过仅靠自然景观是不够的。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人文资源对于包括旅游在内的很多行业而言,是潜在的财富和精神基础。

  中国拥有丰厚的南沙人文资源

  李国强说:“人文资源指的是人文景观和文化资源,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综合产物。在这方面,我们有比越南丰富得多的资本。”

  其一是人类活动的遗迹,例如今天南沙留有的古航道事实上就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组成部分,汉朝时候中国人就是通过这里去往波斯等国,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黄金水道。

  其二是历史文物,例如仅仅1974年和1975年,在西沙11个岛屿就挖掘出大量中国古代居民的遗物,光陶瓷器皿就有2千多种,明清两代的小庙14座。这些不仅是海底沉物,而是中国人切切实实在这里生活生存的遗址和遗迹。20世纪90年代又挖掘出许多文物,专家们相信还未发现的为数一定还很多。而越南、菲律宾等国家都没有这类文物。

  其三是古文献,仅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史料上就有记载南沙的文献上百种。

  其四是现代社会活动的产物,例如1991年5月我国在南海树立了“中国南海诸岛工程纪念碑”,在西沙有首座海洋博物馆,在太平岛有海军树立的“卫我南疆”的石碑等等。

  这些都是中国在南海主权的明证。

  可持续性开发是长久之计

  浩瀚南海处处是宝,但我国对南海的资源研究开发还未能向纵深发展。李国强指出,这一方面是由于认识不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从中国陆路前往南沙群岛确实路途遥远。如果组织旅游必须确保旅客在饮水、食物各方面的需求及在有主权争议的、变幻莫测的海洋上航行的安全问题。

  李国强强调,中国也不应匆促着手,还是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人文资源也同样具有不可再生性的一面,应该是可持续性的开发,这本身也体现了主权的要求。他建议中国有关方面做更多务实的开拓性工作,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考察,对资源进行梳理,制定全盘性规划,在保护的基础上对资源进行深入整合、合理开发。

  不久前在以“南海诸岛的资源问题”为主题的会议上,李国强提出了“以资源定特色、以特色定规划、以规划定保护、以保护促开发、以开发出精品、以精品塑形象”的口号。他认为,如果越来越多来到旅游大省海南的游客,包括外国游客,前往南沙,一定会留下深刻印象,这是宣示中国主权的一种极好途径。他并提出了两个具体建议:呼吁建立中国南海诸岛研究院,加强综合性研究,培养后备人才。由海南省建立中国南海诸岛博物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增强国民的蓝色国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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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沙群岛经济开发中注重利用人文资源 2006-04-14 22:06 #2

  • chen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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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渔民和邻国的渔业冲突及其解决机制探析
The Fisheries Conflicts between Chinese Fishermen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The Solutions

马晓辉

[内容提要] 我国是传统的渔业大国,近年来我国渔民和他国频繁发生渔业纠纷和冲突,严重影响着渔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生产活动的进行。这些事件的发生,既有我国渔民非法捕捞的原因,也有他国渔业执法部门滥用职权的问题,也有他国武装力量和海盗的原因,甚至还和我国和他国的领土纠纷相联系。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我国和相关国家从多方面共同努力,实现渔业关系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 渔业冲突背景原因解决机制



我国是一个沿海国家,也是传统的渔业大国,渔业是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居民的重要食物来源和经济来源,也是国家重要的经济活动。但近年来我国渔民和他国频繁发生渔业纠纷和冲突,在这些渔业事件中,我国渔民轻则遭到对方围追堵截,重则遭到扣押、罚款、判刑等处罚,甚至发生流血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不仅严重影响了我国渔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也对我国的对外交往造成了影响。那么,这些纠纷和冲突是如何产生的?如何建立防止渔业纠纷和冲突的可行机制?本文试图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就这两个问题展开讨论,以期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我国渔民涉外渔业冲突频繁发生
我国东部及东南周边海域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是世界主要产鱼区之一,我国和周边沿海国家,如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等都是世界主要的产鱼大国。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中国(除台湾省)在2001年的海洋捕捞产量为1096.2万吨,而中国周边沿海国家同期的海洋捕捞量也非常可观,其中日本为351.25万吨,韩国为144万吨,印尼为339万吨,菲律宾为167.3万吨,越南为100万吨,均居于世界主要产鱼国之列。中国的东部和东南海域集中了如此多的产鱼大国,而各国的许多主要捕捞渔区又彼此相邻,这样就很容易发生渔业上的纠纷,乃至爆发冲突。

我国渔民和东部、东南沿海国家因渔业问题而发生纠纷的现象由来已久。但近年来,随着我国渔业活动的频繁,这种纠纷和冲突呈愈演愈烈之势,每年都要发生数十起,甚至上百起严重涉外渔业事件。这些渔业事件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我国渔民遭扣押、罚款,甚至判刑的事件,也有和入渔国海警和渔船发生冲突的事件,甚至还有渔船遭武装暴力袭击而发生流血事件。这些涉外渔业事件的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渔民和渔业公司的生产、生活,甚至威胁着渔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已经成为我国和周边沿海国家间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之一。特别是今年9月19日发生印尼军舰炮击中国渔民事件后,我国渔民和他国之间发生的渔业冲突事件更是引起了举国关注,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影响。



涉外渔业冲突频发的背景
我国渔民与邻国的渔业事件频频发生的背景,既有国际海洋管理制度的变化背景,也有国内渔业产业的结构性矛盾。

首先,国际海洋管理制度的变化。

广袤的海洋占地球面积的70%左右,曾经一度是阻碍人类交往的障碍。近代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海洋知识的增长,人类海洋巨大价值的认识和利用也不断发展。美国海军上校马汉提出的“海权论”便是人类对海洋认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人类首次对海洋的价值有了系统的、理论的认识。海洋不仅成为连同五大洲的重要通道,它所蕴含的极其丰富的资源也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正是由于海洋资源的重要性,各国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海洋,对海洋权益的争夺愈演愈烈。为了协调各国关系,保证沿海国的海洋权益,联合国于1982年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领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都做了规定,成为沿海国家争取和维护海洋权益的法律依据。各沿海国家纷纷开始划定各自的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并对这些区域行使管辖权。自此,国际海洋管理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海洋资源的开发“由开放给所有国家转向几乎由沿海国专属开发”,而受到最直接冲击的便是国际渔业捕捞活动。

渔业捕捞,是人类最早从事的生产活动之一。渔业资源不仅人类重要的食物来源,也为人类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内容,海洋渔业在其中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海洋生物的活动特点,“世界主要的渔场大多分布在沿海国家的近海水域”,这在近代以前对人们的渔业活动是一个便利的条件,人类的“海洋渔业始自近海,然后向远洋扩展。到了中世纪,海洋便成为人类渔业资源的重要来源”。“公海捕捞自由”也是人们长久以来坚持的原则。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后,特别是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概念确立后,各沿海国相继将从本国领海宽度基线向外延伸200海里的区域划定为自己专属经济区,对位于专属经济区内的所有生物和非生物资源享有主权,并特别加强了对本国专属经济区所拥有的渔业资源等的管辖力度。由于各大渔场都处于近海,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制度确立后,占世界海洋捕鱼量的94%的产渔区都被划到了各国的专属经济区内。这样一来,外国渔民不得再随意进出入渔国的专属经济区进行渔业捕捞,而必须取得入渔国的批准,并遵守入渔国的相关规定,缴纳数额不菲的各种税费。这不仅标志着海洋渔业管理制度的变化,也意味着“公海捕捞自由”等传统捕鱼观念受到了严格的法律限制。渔民对这些变化一时难以适应,导致涉外渔业事件增多,渔民生命财产损失严重,也增大了涉外渔业管理的难度。

其次,我国渔业生产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矛盾。

我国东部和东南沿海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自古以来便是产鱼丰富的海域,拥有黄渤海渔场、舟山渔场、南海沿岸渔场、北部湾渔场等著名渔场。但由于近几十年来一直采取无节制的、近乎掠夺性的捕捞方式,以及各种污染的加重,我国近海渔业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鱼类资源逐渐衰退,部分渔业水域甚至呈“荒漠化”趋势,一些珍贵鱼类濒临灭绝。虽然有关部门采取了许多控制捕捞强度、保护渔业资源的措施,但上述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治。近海渔业资源的减少和质量的下降,导致渔民不得不向外海发展,实施远洋捕捞,甚至到他国的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捕捞,这势必增加了和他国发生摩擦、冲突的机会。



渔业冲突频频的原因
近年来,我国渔民和他国渔业部门频频发生渔业纠纷和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我国渔民和渔业部门自身的原因,也有他国渔业执法部门滥用职权的问题,甚至还与我国和他国的领土、领海纠纷相联系。

1,中国渔民非法捕捞。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确立后,世界主要的产渔区都被划到了各国的专属经济区内,我国渔民进行远洋捕鱼的作业地点便不可避免地主要位于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内。在这些专属经济区内从事捕鱼作业,就需要取得入渔国的许可,遵守该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并缴纳相应的费用。但一方面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另一方面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不时有渔民在并未取得许可的情况下前往他国专属经济区捕鱼;或者采用入渔国禁止的方法捕捞;或者大量捕捞入渔国禁止捕捞的鱼类,从而遭到入渔国渔业部门的查扣。这类由于渔民非法作业而引起的纠纷和冲突,占据了我国渔民和他国发生的渔业事件的多数。例如今年9月19日发生的印尼炮艇炮击我国福建渔船的事件,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渔船的捕鱼许可证已经过期,在尚未取得印尼政府换发的新的捕鱼许可证的情况下,进入印尼巴布亚岛的阿拉夫鲁水域从事捕捞作业,遭到印尼军舰的检查,进而遭到了炮击。印尼军舰滥用武力的做法极不人道,但是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渔船无证“非法捕鱼”正是这次炮击事件发生的主要诱因之一。又如,韩国也是和中国频频发生渔业事件的国家,中国政府在2001年和韩国签署渔业协定后,两国对捕鱼种类、数额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但两国之间的渔业事件仍然不断发生。跟据新华网的报道,这类事件主要是由于中国渔船无证作业造成的。从事这类“非法捕鱼”的渔民一旦遭到查获,便面临着巨额罚款的命运,甚至会被判刑,个别的还会有生命的危险。

2,我国和相邻国家并未在争议海域达成关于渔区划界的协定,他国渔业部门阻挠我国渔民的正常捕捞作业。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沿海国家可以从领海基线起向外分别划定不超过12海里和200海里的海域作为自己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但现实情况是,有时候连接两个国家的海域宽度并没有达到400海里的宽度,甚至也不能达到24海里的宽度,这样如果两个国家都以12海里和200海里为标准划定各自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那么便会产生重叠的现象,这就需要两个国家通过协商解决彼此海域的划分问题。在达成划界协议前,两国都站在维护本国海洋资源的立场上行事,发生冲突就在所难免了,甚至有些国家狭隘地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利用这种情况故意挑起纠纷。

中国和越南关于北部湾划界的问题便突出的反映了这种情况。北部湾是由我国和越南的大陆及海南岛组成的半封闭性海湾,宽度约在110-180海里之间。如果中越双方都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都从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按照200海里的宽度划定本国的专属经济区的话,两国的专属经济区就将全部重合。北部湾的这种现实情况,要求中越两国必须通过谈判,解决两国专属经济区的划界问题。但是,两国由于立场相差悬殊,谈判迟迟不能达成协定。两国在历史上形成的双方都可以自由捕捞的传统公共渔区也因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的生效而成为纠纷频发之地,严重干扰了双方的渔业生产活动。

经过漫长的谈判,2000年12月25日,中越双方就北部湾划界和渔业问题达成协定,规定了双方的领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和渔区的范围。如下图所示,根据协定,中越两国按北部湾中间线划分了两国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并划定了面积约为3万平方公里的共同渔区,允许两国渔船进入作业。



从历史和现实状况来看,中越双方对北部湾的划界结果使双方都取得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其中的渔业合作协定实现了划界后北部湾渔业资源的合理分配。中越两国北部湾渔业协定在2004年6月30日正式生效,此后两国之间的渔业事件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维持了北部湾海域的相对稳定的局面。

3,领土纠纷和渔业冲突交织在一起。我国在东部和东南海域与邻国之间存在着多处领土纠纷,如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日、中韩关于黄海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关于南海领土的争端,等等。这些领土争端,往往并不仅仅是单纯的领土之争,也是对领土背后的资源的争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对渔业资源的争夺。由于我国和周边国家间存在着多处领土争议,在争议地区的渔业纠纷也因此而频繁发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便是中菲美济礁和黄岩岛争端所导致的渔业事件。

南海诸岛是我国的固有领土,其周边海域是我国渔民的传统渔场,中国渔民在该地区从事渔业生产的活动是完全合法的。但20世纪后半叶以来,菲律宾制造种种理由和借口,企图占领我国南海岛屿,蚕食我国南海海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南海发现油气田以来,菲律宾更是加紧行动,占领了我国南海数个岛礁,并对其余多个岛礁提出主权要求。中菲律宾以美济礁和黄岩岛争端为代表的南海争端一度程愈演愈烈之势。

美济礁位于南沙群岛东部,与菲律宾隔海相望。菲律宾势力渗透进南沙群岛后,也对美济礁提出了主权的要求。1995年,中国在美济礁树立标志物,并修建用于渔民避风的棚房等民用设施。菲律宾认为美济礁属于菲方,因此派军舰炸毁了中国在美济礁上修建的设施,并扣押了多名中国渔民,引发了中菲美济礁事件。黄岩岛是中国南海中沙群岛中唯一露出水面的岛屿,北距广州600海里,东距菲律宾吕宋岛约126海里,是我国的固有领土和我国渔民的传统渔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后,菲律宾在1997年声称黄岩岛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对黄岩岛提出了主权要求,并开始加大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的巡逻力度。此后,在黄岩岛附近渔场不断发生菲律宾军舰骚扰、拘捕、驱逐我渔民渔船的事件,甚至还发生了数起流血事件。

中菲两国渔业事件的频繁发生,已经成为两国关系中的焦点问题之一,一度影响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1999年,菲律宾军舰撞沉中国渔船后,两国的争执升级,当时的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因此取消了对中国的访问。为了解决在南海问题上的纠纷,两国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达成了若干协议,但中菲两国之间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渔业事件依然时有发生,影响着两国合作关系的进入发展。

4,外国武装和海盗的袭击。渔民出海打鱼,所面临的不仅仅是险恶的自然环境和外国海警的盘查,还要应付外国武装力量和海盗威胁。

在中国东部和东南部周边海域,渔民所遇到的武装力量往往是一些国家的军队,这些军队并不等同于海警,他们并不以执法为目的,而是伺机攻击和扣押我国渔船,以获取经济或政治利益。这种情况虽然并不多见,但一旦发生,便是残酷的流血事件。在中越北部湾划界和渔业协定签署前后一段时间,曾发生过一系列越南武装人员袭击我渔民的事件。例如在中越北部湾协定生效前的2003年,就发生了我国广西渔民遭越南炮艇袭击的事件。2003年9月14日,我国渔船在北部湾我国海域进行正常的捕捞作业,突然遭到越南炮艇的袭击,后在我国渔政部门和其他渔船的救援下脱险。此次发生在中国海域的袭击事件一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分析认为,越南武装力量对我国渔民的袭击,其背后的动机就在于干扰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协定的补充谈判,为越南增加谈判的筹码,以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

南海及连接南海和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海盗出没最频繁的地区之一,这些海盗更是体积小、几无反抗能力的渔船的巨大威胁,袭击、抢掠渔船的事件层出不穷。2003年8月10日,我国台湾渔船便在马六甲海峡遭到海盗的追赶和枪击,后在国际组织救援舰的救助下,奋力逃脱。海盗袭船事件并不针对某一特定的国家,在袭击目标的选择上具有比较大的随机性,但海盗行为极为凶残,袭击渔船得手后,轻则将财物抢劫一空,重则杀人抢船,因而成为渔民出海打鱼的最为严重的威胁之一。

5,他国渔事执法部门滥用职权。我国渔民和他国发生渔业事件的第五个原因便是对方的海事部门滥用职权和暴力,对违反该国相关推定的渔船肆意进行打击。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我国渔船在某国的专属经济区外从事捕捞作业,由于洋流、风向、机械或者海图不准等原因,误入他国专属经济区,而这些国家的海事部门往往不加以详细调查,统统将误入其专属经济区的渔船视为非法捕鱼,对渔船进行扣押,对渔民作出巨额罚款等惩罚措施。这种不加区分,滥加罚款的行为使渔民遭受了巨大损失。第二种情况,是对方渔业部门在对进入其海域的渔船执法过程中滥用武力,致使渔业事件升级,甚至演化为暴力冲突,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最近发生的印尼军舰炮击我国渔船的事件,最初的起因固然是中国渔民在印尼海域非法捕捞,但印尼军舰滥用武力,炮击中国渔船的非人道的执法行为造成了中国渔民1死2伤的惨剧,对事件的升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引起了国人的极大愤慨。而在今年5月中国渔民和韩国海警的冲突中,则发生了双方均使用武力将对方人员打伤的事件,其中韩国海警更是动用了电子冲击弹和警棍等武力装备。这次执法事件演化为武力冲突,一时间成为两国媒体报道的一个热点,对两国渔业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



解决机制探析
如上所述,中国渔民和他国之间发生的渔业事件有着多重原因,错综复杂。很多渔业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某一个原因,而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那么,如何从源头上遏制渔业事件的发生,而不是在这些事件发生后疲于应付,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我国相关各部门和渔民的共同努力。

第一,我国相关部门和周边国家签订渔业协定,就渔业生产问题作出相应规定。随着我国渔业技术的发展和渔业生产能力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渔民开始从事远洋捕捞,这就增加了我国渔民和他国接触的机会,客观上要求相关政府部门和他国签订相应的协议,保障我国渔民的权益。到目前为止,我国只和东部、东南沿海周边国家中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签订了比较完备的渔业协定,和大多数邻近国家在渔业合作领域还缺乏足够的协议。而我国近年来发生的渔业事件中,却大多数都是集中在东南亚海域。这种状况既不利于我国渔业的发展,也不符合《南海各方行动宣言》的精神。这需要我国政府应尽快和东南亚国家完善渔业协定,为我国渔民在相关地区从事渔业生产等活动提供法律依据。我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还存在着领土纠纷,这就需要各方从大局出发,本着“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原则和《南海各方行动宣言》的精神,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达成渔业协定,为我国和东南亚国家间渔业关系的顺利发展铺平道路。

第二,加强对渔民和渔业企业的教育和引导,加大渔业监管力度。在我国渔民和他国发生的渔业事件中,很多是由于我国渔民非法捕捞引起的,或者是无证捕捞,或者是捕捞方式不符合相关国家的规定。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一些渔民法律观念淡薄,并不了解入渔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一些渔民在无证或证件不齐全的情况下,进入别国海域进行捕捞,以逃避各种税费;甚至还有部分渔民采用入渔国明确禁止的捕鱼方式和手段从事捕鱼作业,或捕捞入渔国禁止捕捞的保护鱼种。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相关渔业部门加强对渔民和相关渔业企业的教育和引导,积极促使远洋渔业干部和广大渔民增强法制观念,了解各种渔业法律和法规,普及远洋捕鱼作业的知识,使渔业生产活动依法进行。同时,渔业部门应该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加大渔业监管力度,规范渔业企业和广大渔民的作业方式,杜绝无证出海的现象和只重眼前利益的掠夺式捕捞方式的出现。

第三,提高我国近海渔场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渔民涉外渔业事件的频频发生,其背后也反映了我国渔业结构不合理的现象。一个较为合理的渔业结构应该是养殖业、近海捕捞业和远洋捕捞业协调发展,但我国近海渔业资源的匮乏已经打破了这种结构的平衡,促使大量渔民不得不深入茫茫的大海,走上了远洋捕捞的道路。恢复我国近海的渔业资源,改善渔业环境,重视海水增、养殖业的发展,将大量渔民吸引回来,同时加强管理,合理规划,改变过去的掠夺式的捕捞方式,提高环保意识,保持我国近海渔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是优化我国渔业结构,提高渔民生活质量,降低渔业风险的积极措施。

第四,加强和相关国家渔业执法部门的交流合作,制止滥用武力的行为,打击海盗等势力。加强渔业执法部门的交流合作,建立有效的交流机制和互信机制,一方面有利于减少非法捕鱼和执法过程中的滥用暴力,另一方面发生渔业事件后,能得到迅速解决。加强各国渔业部门和海军的协作,共同打击海盗等势力,保卫渔业和航行安全,保卫渔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结语
我国渔民和周边国家渔业冲突的频繁发生,已经成为我国渔业生产中的突出问题,不仅关系着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渔业的健康发展,也对我国与其他国家间国际关系的发展造成了影响,是我国对外交往中所要面临的现实性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具有复杂的背景和原因,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需要不同国家、不同部门团结协作,从多个角度进行系统、大量的工作,以实现我国和周边国家渔业关系的良性发展,为我国渔民的生产活动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2005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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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 Liang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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